这个过程西方人花了数百年的时间。

在欧美，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加州消费者隐私法案》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立法也都作出了类似的规定。例如《世界人权宣言》早在1948年就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分享科学进步及其产生的福利。

[57]蔡聪：《我国实现残障人信息无障碍的挑战与新方向：以〈残疾人权利公约〉为视角》，《人权》2018年第2期，第70页。郭春镇：《论两种人权偏好之关系及中国人权的积极面向》，《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第11页。例如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信息处理者制定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数字人权中的数据权利尤其明显。[122]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第6页。

正如有学者所言，人权源自每个人的人性，源于人类尊严的概念，那么人权最重要的价值就不是其潜在的效用或价值，而是使人类尊严得以实现的实际能力。在法律与制度设计层面，数字人权的新型权利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另外，文武官吏及议员是公法人格，参政并非自然人的权利，而是少数公法人格的职务。

将两者纳入公权之下，固然体系严整，但必要性不大。范扬以耶利内克的公民地位（被动、消极、积极、主动）理论为基础，将人民对于国家的公权分为自由权、行为请求权和参政权三种。[13] （三）范扬的公权论 20世纪30年代，范扬首先为自己的公权论明确了前提性的概念，他指出，公法关系的内容不外权利、义务、权能及责务四种。没有公法上的人格，也就无所谓公权。

[28]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 15—1 16页。[39]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主观法体系》,中国法制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以下。

而私权本来因利益而产生，故私权的权利人可自由处分。这里既有必要借鉴传统公权论中私人公权的内容，在两方行政法律关系中形塑相对人公权利。反之，对于个人的请求，法律必予以保护者，其请求可为权利。[13]同上注,第122—137页。

2021年，童之伟从概念史的角度全面梳理了权利权力等概念源流，他试图论证权利与权力应当区分使用，而不应用权利一词包含二者。[10]也有将反射权称作法之反射的做法。该书之所以使用个人和组织一词，而没有选用私方当事人的概念，是因为私方当事人是根据公私法的划分，把个人和组织看成行政关系的客体、纯粹的被管理对象。[21]1989年，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也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一章中列出行政机关、公务员与个人、组织三类主体，列举了个人和组织的权利义务。

在现代分配行政的背景下，相对人公权利与第三人公权利的再划分、类型化，则是公权论新的使命。既然行政诉讼制度并未将‘救济国家的权利作为目的，那么讨论它就是缺少实益的。

公法上权利的意思要素必在统治权关系中而存在，其利益要素必因公益而认定，这也是其区别于私法上权利之所在。公权存于国家，其所以付与臣民者，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以个人之故而特创之，即有时属于个人，亦必同时适合于公益而后可。

虽然该书没有将公权明确区分为国家公权和臣民公权，但有明确提及这一对概念，并举出国家的租税征收权例子，臣民的公权分为自由权、要求权和参政权三种。这一用法在清末已有呈现，到民国时期已构成公权论的主流用法。相应地，传统公权论所说的人民的公权被替换为公权利。保护公民权利虽然也是苏维埃行政法的最重要部分之一，但这个任务是由有关执行—指挥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的各项规定来保证的。赵宏撰写了多篇文章对公权利的历史源流、当代价值、与保护规范理论的关联等展开研究。该书在耶利内克的基础上，将其所未能涉及而在当代行政法中得到规定的权利加以补充，将行政相对人权利分为五类，分别是参政权利、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受益权利、自由权利和程序权利。

资产阶级法学家一方面按照这种范畴制定了行政法体系，同时就建立了主观公权、公职的理论，把行政法规范分为促进公民福利的规范和保护公民安全的规范，等等。[26]这相对于先前的权利列举已有进步，但其分类标准不一，尚未达到体系化的水准。

早在清末，刘志扬就曾论及法律与权利的关系，他指出：法律与权利两个观念不能分离，故而自罗马以来，德法等国大致以一词称呼这两语，唯分主观的观察（权利）、客观的观察（法律）之区别而已。如果回到国家公权的概念缘起上，之所以将国家的统治权说成国家的公权，是因为国家以法规对自身权力加以限制，其权力具有了一定的界限，如此，就成为公权。

区分了权利与反射权，权利是法对于特定人所认可的利益，直接享有，而反射权并非直接自法而生，而是因国家保护全体国民或部分人民、或者限制全体人民及行政机关而间接获得的利益。[20]参见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 985年版,第27—28页。

个人的公权通常分为三种：其一是自由权（又称消极的公权），人民在统治权的法定范围之外有不被国家侵害的自由。所谓人权问题若何、所谓人格问题若何，殆非古帝王所能梦见也。[37]这也是早期反对国家公权的重要理由之一。在公法关系上，国家与个人并不平等，故而，虽然同为公权，但内容迥异。

原著题为『内外臣民公私権考』(哲学書院、1889年)。公法人格是被动的，臣民自身没有请求的自由。

虽然我国对公权利理论的吸收目前还局限于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判定，但这一传统学理的当代价值更在于：其对个人权利的探求是在实定法中找到连接点,并借助请求权的解释框架和学理,有效避免因为现代行政作用效果不断扩散所导致的个人自由的无轮廓和无边界,个人权利也因此获得稳定清晰的实定法基础。该书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公权的观念。

行政相对人，是指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即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影响其权益的个人、组织。如此，就形成了三方行政法律关系。

二是不受他人的主张者，这时其应为的意思活动是责务。（二）公法上的人格概念 公权，亦即公法上的权利，其确立是以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背景的。第二，虽非必以国家单方面意思命令强制，其关系具有非统治团体与其服从者之间不能发生的性质，则亦属于公法的范围，其权利亦当然为公权。[22] 1989年，张焕光、胡建淼出版的《行政法学原理》首次在教材中以相对人作为一章的章名，并提出了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把‘相对人引入行政法理论领域的意义主要在于：社会组织和个人不再被单纯地看成管理对象，它们赢得了主体的理论地位。[30]参见童之伟:《中文法学中的权利概念——起源、传播和外延》,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童之伟:《中文法学之权力源流考论》,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

公权是社会成立以后宪法或其他国法法律所认定的，宪法与国民的公权关系尤为密切。法律上的权利就是依法律的保护以主张人格。

第二，传统的公权论是公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有较强的公法与私法二元论的色彩，而公权利则既有可能是表示公法上私人权利，也可能是表示具有公共性、私人相对于国家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摆脱公私法划分的羁绊。行政法上的权利因具有相对性，故而在下列两点上与私法上权利不同：第一，不能抛弃。